《破羌帖》今在米淮阳家，崇宁癸未春，米在都下，以泉十五万得之。后有开元印记及陶谷等题字。余尝跋之云：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，桓温破姚襄于伊水，遂至洛。时将以谢尚镇之，属病不行。此帖所叙桓公摧破羌贼，及喜仁祖小差，正当时事也。是时逸少去会稽内史已岁馀，方遁迹山水间，宜不复以世务经怀。而此书乃叹宣武之威略，悲旧都之始平，忧国嗟时，志犹不息，盖素心如此。惜其一愤远引，使才猷约结，弗光于世，独区区遗翰，见宝后人，览之深为兴叹。

右《晋明帝步辇图》，南齐谢赫画，虽经传摹，意象高古。但所画辇上设一几，旁施双扛，殊无辇制。余按辇，自汉以来始为人君之乘，魏晋小出则御之，过江遂亡制度，太元中，谢安率意造焉。及破苻秦，获京都旧辇形制无差，时人服其精记。则明帝时辇无制度宜矣。又东晋时，靴袍尚未盛行，而此图侍臣服之，岂当时五胡据中原，江左已袭其风欤？卷首题云：「广顺癸丑季夏狂生摹」。尝见陶谷家逸少帖后有「显德初酒狂题字」，与此正同。广顺、显德相接，当是此人，第未能名之耳。

先儒尝谓汉大纲正，唐万目举。本朝大纲正，万目亦未尽举。夫纲举则目张，纲目不可分而为二，固也。而先儒之言云尔者，盖大纲者谓法之规模大意也，万目者谓法之条目纤然也。汉法疏而易密，则规模犹宏阔于唐。唐法密而易疏，则其条目特详密于汉耳。汉继秦之后，官秦官也，兵秦兵也，制度则曰袭秦，礼仪则曰袭秦，其法疏矣。然官职大小之相维，兵制内外之相制，取民不及于农，取士不以科目，则其意犹密也。唐人六典以建官，府卫以寓兵，口分世业以授田，租庸调以取民，其法严矣。然政事出于二三士，卒疲于番上，鬻卖不常，而启兼并之柄，升降不实，而启两税之法，则其意何疏也！我朝之法，大纲之正，既过于汉，而万目之举，反不及于唐，何耶？盖善革弊者非必尽变前人之法，不过修举其大纲，而节目随之。不善革弊者，必尽变古人之法，往往纤悉于其小，而阔略于其大。孔子论继周百世之道，不过因其所可因，而损其太过，益其不及者耳。孟子论丧祭井田之法，亦不过言其大略而为之节文耳。世儒有志于复古者，必欲采摭古制，补缀经典，一一与之牵合。不知居今之世，而欲尽行古之法，不惟未见其利，而先有烦扰之弊。又事体重大，决然难行，故自其小不备，卒以成大不备而已。英雄之君出，而建置一代之规模，岂如陋儒拘士细碎之所为？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，此正制作之一机。而我太祖创法立制，不务名而务实，不变其法而变其意，一转移之间，事体顿异矣。三省为空官，而平章分为三等，唐之制也。而我朝因之，然中书取旨，门下审覆，尚书奉行，而职守交通，无命令壅遏之患。尚书侍郎有六部侍从，则自礼而户，自户而吏，常调则自工而刑，自刑而兵，则资格素严，而在位无速化之念。进士为一等，世赏杂流各为一等。秘书监官也，进士则迁太常，荫补则自郎中五迁而后至。一前行郎中官也，进士则迁太常少卿，非进士则迁司农卫尉。少卿流品有别，而士大夫有激昂之心，则官非唐之官，我朝之官矣。侍卫起于后唐，而我朝因之。殿前司起于周，而我朝因之。皇城司起于梁，而我朝因之。然禁卫之军统于武臣则不出于宦者之手，诸道之兵籍于禁卫则不专于节度之权。殿前为一司，侍卫马步各为一司，则有南北相制之意。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，合诸侯之兵足以制京师，则有内外相统之意。兵权制于三卫，本之枢府，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，殿省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，而又汰之使极少，治之使极严，教之使极精，则兵非五代之兵，我朝之兵矣。衙前以主官物，里正、乡书手、户长以督税，耆长、弓手、壮丁以捕盗，各以乡户等差充此，亦因前代差役之法也。然自建隆三年诏差役有不平者，许民自相纠察，则无不均之患。太平兴国四年分民户为九等，上四等充役，下五等免，则无逃亡之患矣。以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为三司使，位同三枢，目为计相，此亦前代理财之法也。然转运财赋悉籍三司，则在外无横歛。内藏所储总之三司，则在内无横费。而乾德又诏三司行移有不便，漕臣得以上闻，则彼此相临，内外相察，无隐漏侵欺之弊矣。国子监，唐制也，然屡亲临幸，自赞孔颜，以文臣知州，以儒臣典狱，命宰相以读书，而有崇儒重道之实矣。贡举亦唐制也，然及第人不得于知举称门生，选或不公，加之覆试。陶谷之子、李昉之子、吕蒙正之子皆不得与，则有选贤举能之实矣。定刑部详覆法，而无五代滥杀之祸。禁羡馀，宽正税，而无五代横敛之祸。礼止于窦仪之所定，乐止于和岘之所造，而文物略备矣。此其酌古今之宜，参人情之公，通世道之变。虽曰因前代之法，而点铁为金，化臭腐为新奇，变枯骨为生意，岂必尽复古制而后为一代之法哉？然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，谋国者当因法以革弊，不当因弊以立法。熙丰大臣所谓不务革其弊，而欲变其法者也。观其熙宁初年入对一疏，而变法之规模尽见于此。其论本朝不任信大臣，不尽行古制，亲细务而循弊法，用君子而参小人，皆当时士大夫之所知而不敢言者，而安石独敢言之。学校也，贡举也，科名资历也，监司郡守也，又皆庆历大臣所尝更变而不敢举行者，而安石独敢行之。农之贫，兵之冗，宗室之费，上下俱以为困，而未有策以处之者，安石独敢任之。然其言法之弊则是，而自为变法则非。变常平之法而为青苗，变差役之法而为雇役，改发运之职而为均输，改茶盐之法而为市易，坏正兵而为保甲，废牧监而为保马，以条例司夺三司之权，以新经《字说》变天下学校，以经义诗赋变天下之贡举，设官则以冗增冗，立法则以奇益奇。夫以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，而且不尽变其法，熙宁继嘉祐治平之后，乃欲尽变其法，何其思虑之不详辨耶！盖我艺祖之法，则修举其大纲，而阔略其节目者也。安石之法，则纤悉于节目，而阔略其大纲者也。至元祐时，又欲尽变熙、丰之法矣，熙、丰之法则在所当变，而必欲尽变之，则又过矣。盖熙、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去，而熙、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。去熙、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，变熙、丰之法则不可以太急。青苗、均输之法可罢，而雇役之所宜独不可乎？保马、户马可罢，而保甲之法则因其已成，蠲其租，复其役，教阅于农隙，以省养兵之费，独不可乎？新经、《字说》固可废，而罢诗赋，取经义，独不可因之以崇经学乎？至治之世不能无弊法，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。国初惟不尽变前代之法，而惟变其意，所以为一代凭藉扶持之地。熙、丰惟欲尽变祖宗之法，元祐惟欲尽变熙、丰之法，所以激而为绍圣以后之纷纭。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国之初意，而轻于变更。章子厚、蔡京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，而托于绍述，法愈更而愈下。而中兴以来，学校贡举大抵皆蔡京之法，而差役、雇役之并行，经总制钱之立额，又王安石诸人之所未为也。故尝谓我朝之法，自建隆至治平，其间虽有损益，而其大意皆本于艺祖之公。法变于熙宁，而极于今日，虽其间有更有革，而其大意皆不能大异于安石之私。世变之升降，治道之盛衰，人才之得失，亦可以概见矣。

某先妣乐寿县君陈夫人，本眉州眉山之巨姓。其再从侄，仕至都官郎中，以行义闻于乡，事业见于时者，乃公也。讳习，字传正。曾祖讳德念，祖讳赞，值时季乱，爵禄不及。考讳位，有器识，读书知世务，以气节自任。重义好施，急人患难如不及，乡闾推为豪杰，累赠工部侍郎。妣杨氏早卒，赠华阳县太君。公少鞠于外氏，能抗志从学，为辞章，举进士，声名赫然。中庆历二年甲科，调武昌军节度推官，掌永兴军书记，改著作佐郎、勾当开封府检校库，转秘书丞。遭工部公忧，服除，授太常博士，通判庆州、永康军。历尚书屯田、都官、职方三员外郎，为屯田郎中，监齐州新孙耿镇盐酒税。知处州，不赴，改渝州，迁都官郎中。岁满还朝，年六十有五，遂告老。元丰初，官制行，易朝散大夫。公刚简静重，气守完固，博学通古今，治己应务，正而不茍，虽贵权豪势不能少屈。故相刘公沆守鄂州，政任彊果，凡所可否，宾佐不复议。有未安者，公与之辨，则从，尝谓之曰：「异时立朝，宜不迁此志」。今北都留守冯公，亦尝移书称公在武昌时「论议操守，古有道君子也」。翰林侍读杨公察治长安，幕中皆名辈，蕃总之务，悉以委公，深加礼敬，期以远到。神宗初即位，诏百官转对，公以十事闻，其大者，谓：「裴度有大勋德，为李逢吉、元稹辈毁沮，得韦处厚论奏，时君警悟。今宰相韩琦于嘉祐中乞立先帝为皇嗣，定策两朝，功施社稷，不可置散地。愿陛下一阅《裴度传》，乃见情伪是非」。又谓：「自陶谷失对，参知政事遂下宰相一等，不敢当笔可否事，非朝廷任用辅弼意。愿陛下谕赵抃、唐介，政有未便，宜指陈得失」。又谓：「自古人君昵信宦官，盗弄威柄，多致败乱，始东汉距唐，简策历历可鉴，愿陛下深以为戒」。又谓：「自昔乘丧乱据有坤维，僭名号者，自公孙述至孟知祥，皆非西南人。今承平百馀年，海宇混一」。虑囚，得免王吉之死。王吉者，扶沟民。吉妻之侄贫无依，为吉所养，夜闻吉语其妻以发冢事，乃以告邻父，捕系具狱，吉罪当死。公叹曰：「同财共居，于律听容隐。妻之侄素养于吉，而冒法讦告，乃同凡人，岂近情哉」！遂以疑请，故贷焉。至于比岁以来，西南士大夫得守邻郡，小官亦不困远适，法禁稍略，乃公之助。襄阳山水最佳处，公因卜居为老焉之地，既得谢，愈放意自适，游山中诸佛刹，往往弥月不返。元丰元年二月十二日疾终于家，享年七十有六。娶杨氏，封仁寿县君，先公二十六年卒。二子：长曰续，太平录事参军；次曰绶，鼎州司法，皆祗慎自立。一女，嫁渝州巴县尉唐子昂。孙男四人：曰沛，曰渔，曰潜，曰渊，方从学求举。以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公于襄州襄阳县望楚山之东原。有集三十卷，其文如其为人。尤好为诗，有古作者体。某童丱时，数闻先妣称道公苦志力学，虽甚寒暑，或达旦不寐，每以相训饬，心窃慕之。既长而仕，则又仰公器业之宏远。惜乎，不能尽发其胸中也！敢序实而铭曰：

行义之域，君子务适，公造之安，履而不息。势利之途，小人争趋，公望之畏，却而不驱。位则不克，志则不遂，寿则不啬，名则不坠。山有岘首，水有汉川，虽百千年，犹知公贤。

熙宁八年九月癸酉完都城，元丰元年十月丁未告毕，诏右正言、知制诰臣李清臣记之。臣清臣稽首曰：臣幸得以儒学论议备从官，国有丰功厚利，勒之金石以告后世，臣之职也。京师，所以尊天子、首万国，而以三岁之绩，易千百年因循之陋，一手足之力不出于民，一粟□之资不取于民，居者不闻杵斸之声，役者不罹罢劳迫蹙之苦，而增卑以为高，倍薄以为厚，崇墉屹然，周五十里一百六十有五步，横度之基五丈九尺，高度之四丈，而埤堄七尺。坚若埏埴，直若引绳，四方之来朝贡者伫立观叹，以为天造地设，于天下为根本无穷之赖。此而不能记，臣之罪也。臣不敢辞，谨拜手奉诏曰：民生冥冥，嚣不辨理，懵不知事，其资足以自养自卫，而智弗之及也。圣人为之辟，为衣食之，本业之，达其滞塞而劝率其怠惰，比天下之力以服禽兽然后人类胜，合天下之虑以制夷狄然后中国强。内为宗庙社稷宫室，而外为之城郭沟池，使居有以乐，患有以捍，蕃衍长久而治，此五帝三王之道也。利非圣人弗施，害非圣人弗革，是圣人之作，莫非为民而为者。而彼且疑其原、骇其始，我欲安之，如将危之，我欲逸之，如将劳之，其故何也？夫造焉之谓圣，由焉之谓民，方利害之计隐于漠然茫昧之际，固宜有偏见曲说咻之矣。而王者之功或为之中却而止，则蔽有炽而不熄，泽有壅而不下，可不为之惜哉！惟圣人曲成万物，至智也，故子不得而惑；兼冒天下，至公也，故私不得而胜。其观也博，其断也独，默而思，神而运，使百姓不能评其迹，而卒与蒙其成。非夫备物致用、极深研几，其何以与于此？臣尝考诸《周官》，则以都邑之重为王治之本，故曰：「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」。王尊于上，国建于下，置槷视景，所以辨方；面朝后市，所以正位。重门五，经涂九，国然后有体。积夫以为井，积井以为同，野然后有经，则任官论才，以治之尔。虽周公之制作，盖不过如此而已。何独周公哉，昔者伏羲、神农氏居陈，少昊氏居鲁，高阳氏居濮，高辛氏居河南，尧居平阳，舜居蒲坂，禹徙安邑，汤处亳，文王在丰，武王治鄗，亦各择天下之胜以遗子孙百世之业。惟我汴京气象宏伟，平广四达，而冈阜缭转，隐磷地中，若龙盘虎伏，睨而四据。浊河限其北，清洛贯其内，气得中和，土号沃衍。麻菽果谷百物之饶，可以毕给往来之众；霏烟屯云，映带门阙，望之者知其为天子之宅。故太祖皇帝以之拓统开祚，拯五代之乱，推尊祖考，昭配上帝。太宗皇帝以之经文纬武，芟夷僭叛，平刑慎罚，绥靖区宇。真宗皇帝以之兴礼乐、文太平，东封泰山，西幸脽壤，膺祥受瑞，耕籍赐酺。仁宗皇帝以之公恕俭勤，覆盖涵育，郊天祀地，四十二年，大享明堂，祫祭七庙。英宗皇帝以之承祧继体，事神保民，睿明奋昭，仁孝感格。皇帝陛下以之考道据德，制法作宪，平成天地，亿宁神人。上若日月星辰，下若风雨霜露，草木虫鱼，莫不获所。赤狄、黑濮、青羌、白氐，以卉服毳裳奔走献见者，接迹于道。御三朝、辟九门，坐视四海，于开方法，实数万里。重城之内，画坊一百三十二，其外则连营列屯，畜养虎士，布于千里之内。若是而郛郭茍简，靡陀颓缺，非所以观远也。始，周世宗患其狭隘，命广而新之。以烦言欢啧，谓犹预顾恤，而功不可以就也，至奋而决期，以身当天下之诎。于是王朴、王营度、薛可言、史佺、盖万、康彦瑰之徒司工筑，举宋、滑、曹、郑之民十馀万城之，陶谷为之颂。逮此一百二十有五年矣，风雨所圮，鼷虺所穿，行人躐其颠，流潦穴其下，而累世重之，罔敢及此。圣主心识意匠，不卜不谋，营于无为，图于弗用，乃敕内侍之臣宋用臣董其事，而鸠取监牧州郡之羡卒共其力。兵不踰一万，分部者十人，板干递迁，畚锸贯序，创机轮以登土，为铁疏以固沟。肇于丙方，环于四浃，罚偷赏勤，早作亟罢。庐舍有次，食饮有时，锡之金钱，赋之药剂，是以卒徒致功而无逃亡疾疹之弊。度功五百七十九万有奇，所省者十之三。其作怡然，其成裕然，人不及计，士不及议，而城以完新奏矣。设卒庐乎其上，凡七百五十间，又以馀财易八门，崇端显严，皆与城称。城址外距隍空十有五步，而内空十步，陆植槐柳蔬蓏，水毓蒲鱼芡芰，用为势胜之助。圣授其算，巧荐其能，小大之利，不可一二而既也。《春秋》书内外筑邑三十七，欲其无乏民备，无伤农功。汉城长安，六百里内，男女悉调发，举大众三十万者，再益以诸侯之徒隶二万，劳费如是，至于彷徉而成。若今日之易，历选往昔盖未有也。夫惟天胙明德以祉福天下，晨朝百官，夕省万务，劳勤心力耳目以格先王之绩者，十有三年矣。玩好之弗视而享祀是严，会朝是正，礼乐是隆；宫室弗加丽而府寺是设，胶庠是广；台不增高，池不加深，苑囿之不辟而城郭是修，京师是固，所以涤刬垢疵，补塞罅漏，挈长取大，垂创典则，前衡后准，左规右矩，物莫不有纪，事莫不如序。逮于今兹，然后知亿万年之广弗能易于此。然革故之难，视成之易，是惟末俗之常。而初则议，中则听，终而驩且服者，自中人下士，皆所不免。譬犹众万之生，何足以度知天德，而天不为是以辄改元化。凡我师尹臣仆，因城之志，以求熙宁元丰之治，则于圣主所以为天下者，不待教告而孚矣。元丰二年九月一日，臣清臣谨记。